女技师的手法我吃不消 全球移动互联网总产值达3.1万…

来源: 南方日报网络版     时间: 2020年08月08日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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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报记者朱文君

2019年海外投资该怎么做,美元债是否已具备了较好配置价值?近期,国海富兰克林基金QDII投资副总监徐成做客中国基金报粉丝会,向超过2万位粉丝分享他的观点。

徐成认为,从收益率曲线、信用利差、供求关系等多方面看,目前是投资中资美元债的较好时点。在经历2018年熊市后,中资美元债目前整体估值较低;美联储2019年加息节奏和力度都有所放缓,全球流动性拐点出现;且国内宏观政策转向,下半年经济有望企稳复苏,有利于信用利差收窄。

中国基金报粉丝:美元债与美债、国内债券相比有哪些区别和优势?美元债基金与银行美元债理财产品相比如何?

徐成:我们认为目前中资企业美元债具备相对优势。首先,中资企业美元债以美元计价,便于境内投资者做分散风险配置。第二,相对国内债券,同一企业发行的美元债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收益优势。第三,与美元理财产品比较,目前国内一年期美元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普遍在2%左右,而海外一年期中资美元债票面收益率约为5%~7%,具备比较优势。

中国基金报粉丝:美元债基金是否能起到将人民币资产转换为美元资产的作用?

徐成:美元债基金的确能够起到将人民币资产转换成美元资产投资的作用,这也是公募基金提供给广大投资者的一种较好的配置美元资产的选择。国富美元债定期债券有美元份额,也有人民币份额,我们在操作过程中会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再将资金划转到境外做投资。

中国基金报粉丝:兴业证券(601377)张忆东说“中资美元债是2019年最大的亮点”,请问是否认同?

徐成:我们非常赞同张忆东老师的观点。首先,2019年美联储大幅加息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收益率曲线特别是长端利率有望下移,有利于长久期投资;第二,从信用利差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树立更高的信心。类似于港股通开通时,同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在港股会比A股便宜很多;目前信用债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目前境外债收益率估值相比境内同公司发行的同期限债券具备一定相对价值,其中一些确定性比较高的债券非常有吸引力。从系统风险角度讲,国内经济调控主基调已逐步从去杠杆向“稳字当先”转变,预计减税、基建投入等措施边际上会对经济有正面贡献,大环境比较适合投资中资企业美元债。退一步讲,即使最终环境不如预期友好,也可以采用持有到期策略;第三,供求关系方面,由于目前全球流动性有利于新兴市场,市场对去年跌幅较大且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中资企业美元债需求转好;且由于国内货币政策相比去年也较宽松,企业再去海外市场发行债券的意愿略有下降。

原标题:王笛:在成都,打麻将曾经是犯罪

  现在的成都,打麻将赌输赢无处不在,它成为市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国粹,玩麻将是自古亦然,是人们的自由选择。殊不知,这个大众娱乐活动,在20世纪初的成都,一度被政府定性为犯罪活动。

  将打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

  1902年成都一成立警察局,便采取措施禁鸦片和赌博,两者都被当作犯罪之后,相关活动就成了警方打击的重要对象。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的时事画,讽刺某人家半夜打麻将引起了纠纷,1912年

  晚清禁烟运动获得了一些成功,到1911年,鸦片的使用差不多就完全终止了。而禁赌则艰难得多。与吸食鸦片不同,以打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行为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它难以和其他娱乐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晚清针对此问题的政令非常严格,警察挨家挨户及在街头巷尾展开搜查,尽可能搜集经营者、参与者和赌博组织的信息,并对违规者施行逮捕,加以罚款或体罚。

  清末的成都有各种各样的赌博,如斗鸟、玩牌、打麻将等,这些活动经常在街头、巷尾、桥下、茶楼、烟馆、妓院等地方进行。改良者认为赌博危害甚大,由此造成的家庭纠纷和悲剧比比皆是,也因此扰乱了社会秩序。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的时事画,讽刺赌徒输了衣衫,裹着被子无法下床的窘境,1909年

  警察经常揭露一些赌棍经常设置圈套,骗取没有经验的参赌者的钱财的事例。在20世纪初,改良者就呼吁警察将这些“著名害人之赌棍”送进监狱,警察局也颁布了规章制度来禁止此类行为,打麻将这一传统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社会改良者写了很多关于麻将使人堕落的文章来支持这项政策。例如,《通俗日报》刊登了以韵律诗形式写成的《麻雀十害歌》(晚清成都称麻将为“麻雀”),每行四个字,便于理解和传诵:

  麻雀之害,

  多不胜述。

  劳神伤财,

  妨误正业。

  习成贪很,

  最坏心术。

  一朝争闹,

  亲友断绝。

  长幼不分,

  男女混杂。

  深夜不休,

  失火失窃。

  流毒传染,

  风驰电掣。

  举国若狂,

  老成饮泣。

  然后罗列十个方面的危害,按职业分别描述了麻将怎样毁掉人们的健康、道德和家庭,参与赌博的官僚、士绅、学生、教师、商人、士兵和年轻妇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如官员打麻将赌博:

  长官雀戏,

  授下以隙。

  僚属荒唐,

  不能戒饬。

  县官好赌,

  懒检讼牒。

  四乡莠民,

  赌馆林立。

  如果商人打麻将,后果则是:

  商界好赌,

  店规不立。

  伙友偷盗,

  难于觉察。

  千金一掷,

  资本消灭。

  商务败坏,

  店铺倒歇。

  如果是妇女打麻将,则是:

  儿女学赌,

  不务正业。

  家政不修,

  害在眉睫。

  淫盗生心,

  门户不密。

  在这个《麻雀十害歌》中,改良人士宣称消除赌博行为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甚至认为“赌博不除,宪法不立”,这即把赌博与国家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西方人镜头下的街头赌博,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

  他们努力推行流行于欧美国家的“健康”活动,提倡人民“打球练习,赛船赛马”,鼓励人们去“运动之场”、“练身之房”、“园林遨游”、“弹琴咏歌”、“围棋象棋”、“阅书报社”,认为这样才能“社会改良,务达目的”。

  《通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宣讲禁止赌博白话”的文章,该文用日常口语描述了赌博的罪恶:

  提起这赌场中人来说,那(哪)一个是不聪明的,那(哪)一个是不狡猾的?他想到世间的,读诗书的人,做生意的人,做庄稼的人,做工艺的人,个个都想挣些银钱。个个却不能顷刻间,挣得许多银钱。惟有那赌场中,我的运气来了,雪白的好银子,横一堆,顺一堆,宝盒子一揭开,众人都落眉落眼,一齐输了,我就赢了。赢得好快当,赢得好快活,趁那时买些房屋,买些好衣服,一霎时就完阔起来了。岂不是赌场中,能够凑合人的好处吗?

  因为如此,赌场中的朋友,个个讲究,要熟读宝经,懂得路子,怎么一定是归身宝,怎么一定是出门宝,怎么一定是要倒拐。要打处,怎么一定是连笨三,连笨四。据那大赌家说起来,真真有个道理。能够照那宝经上来压宝,就输了也值得。这个路道,惟有那著名的赌棍,抽头吃利,很熟很熟。连结多少党羽,买通多少衙门。每逢有那会场戏场,他们就要引诱些金娃娃,活荡些生毛子,安顿些造孽人。

  在那赌钱的人,以为这是个发财窝窝,万万不肯丢他的。殊不知赌场中,那有个天天赌,天天都赢的道理?不输就赢,不赢就输,赢过了,就会要输。越输了,越望赢。一旦输干了,没法了,就便要糊(胡)思乱想,打些烂条,或纳些契约去抵押。再又输了,就不免或卖田地,或卖房屋,或卖家具,均是做得到的。

  你们想一想道理,世间这些事你们说是有吗莫有?须知到世间的人,银子钱,那个又不想?你也想,我也想,不从那正业上想来,终久是不长远的。赢也赢得快,却输也输得快。由此看来,到底去赌得赌不得?人家说赌不得,我偏说赌也赌得,但看他是怎样赌法。读诗书的人,要在那学堂里,赌些好学问,赌些好本事。将来到那官场中,赌做一个好官,那赌场,是名成利就的,可以赌得。做生意的人,要在那商埠上,赌些好货物,赌些好买本,将来到赛会上,赌做个大商业家,那赌场是地大物博的,可以赌得。做庄稼的人,要在那田土里,赌些好粪料,赌些好籽种,将来到那试验场中赌做个大农业家,那赌场是价值物对的,可以赌得。除了这几们赌,我就要奉劝,切切的去赌不得。一家人有一个人赌,便惹出一家人,都吃那赌饭。吃惯这赌饭,正经事大家不肯做了,是赌之为害。不但害了自己,并且害了子孙。如何是好?我奉劝世间人,不但这压宝场中,万万不可去。……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警察大肆搜捕赌徒,收集赌窝和赌棍的有关信息,一旦发现,立即抓捕,或罚款,或体罚。

  以前卖糖果、糕点、花生的小贩可以采用打赌或抽签的方式诱使小孩买他们的东西,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流行方式现在也被禁止。在这样严厉的措施之下,赌博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得到了一些控制。

  1910年春,警察机关试图斩断赌博的根源,规定三天之内停止一切麻将器具的生产和销售,销毁所有储存的麻将用品,任何人如果再制造麻将产品,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公园里打麻将,男女老少都参加。作者摄,2003年。

  从禁止赌博到禁止麻将,反映出改良者对赌博的深恶痛绝,同时,也是对成都最流行的休闲活动的否定。警察机关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杜绝赌博,反而引起了成都居民的强烈不满。

  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依旧活跃,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

  赌徒也有许多对付地方当局的经验。望江楼和文殊院成为赌博聚点,因为这些安静的、环境优美的地方不在警察的监督范围之内。

  而城墙上、城门外、河边、桥下也成为赌博的主要地点,那些地方也经常因赌博发生争端。例如,一次在东门城墙上,一个年轻人在赌博时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死。北门外的道路一度是名副其实的赌窝,赌摊沿道路两侧铺开。

  西御河的沿河街道也是赌博的去处,一次警察突然降临,一群赌徒急速逃离,一位穿昂贵皮衣的男子翻过墙壁,忘了另一边是御河,直接掉进了肮脏的河水里。

  有些人在城内街道上摆摊设点赌博,某年仅在春节的第一天,警察就在包家巷抓到五六十个赌徒,第二天又在罗公祠抓到四五十个。

  虽然茶馆的经营者不敢公开支持不合法的活动,但是他们也从未积极加以制止。一名报纸的记者谈道,他在一些茶馆随处可见人们赌得热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在进行。

  无论警察怎样搜查,赌徒们总能与之周旋,躲过难关。例如打麻将的人将桌面上铺上绒布,以避免警察听到声音,闯进民居搜查。难怪改良者傅崇矩感叹道:“赌窟中人,皆有绝大本领,绝大神通。”

  没有一种改革能够迅速改变已经存在多年的生活方式。因此,尽管警察从晚清起便不遗余力地禁赌,但直至民国初期,赌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仍然十分盛行。

  晚清以来,地方当局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赌博,但是成果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赌博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它既是个人和家庭的休闲活动,也成为一项陌生人之间的公众娱乐。而且,很难将赌博与玩扑克、打麻将等流行的娱乐活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地方当局投入了很多精力控制赌博,但他们似乎并未赢得这场与赌徒的较量。

  这个禁赌的努力是由曾经留学日本的晚清改良者,后来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善培所发动的,他的此举遭到不少成都人的愤恨,更何况许多措施是强制性的,这使得人们的日常娱乐活动受到限制。这也是警察总办周善培在清王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因。由于他是秃头,人们骂他为“周秃子”。

  经历了20世纪早期成都生活的郭沫若这样解释道:“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

  警察的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禁赌的决心,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

  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在公园里打麻将是退休老人的日常活动。作者摄,2003年。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漫游的感想之六》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他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

  胡适进而计算了人们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点七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胡适对人们打麻将真是非常愤愤然,他认为一个沉迷于麻将的民族,是没有长进的民族。甚至从国人对打麻将的迷恋,感觉到了民族的危机: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意识到了麻将在普罗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并未对麻将加以取缔,转而推行“卫生麻将”,指每次游戏不打超过四圈牌。这里的“卫生”应该理解为“健康”,即不牵涉赌博,而且不是长时间地玩。

  其实,也有不少人为麻将辩护,认为它是有益于大脑的活动,也是社交的利器,更为那些玩不起高档娱乐的民众,提供了许多欢乐。

  不过,为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淹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到1949年后,麻将甚至被划归为“旧社会”的残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被彻底摧毁。

  四川都江堰2380人同时打麻将的壮观场景

  然而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跨过这么多年之后的21世纪,麻将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胡适先生当年担心的,麻将可能是“亡国的大害”的情况非但没有出现,在全国一片麻将声声中,中国国力反而越来越强大,社会文化发展得越来越好。

  作为中国传统娱乐的麻将,在现代化、全球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还能繁荣多久?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本文摘自王笛著《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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